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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偉(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한국한시/한국한시협회 2023. 9. 1. 23:40
張伯偉 （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編輯 Email：zsforum@nju.edu.cn
張伯偉，男，博士，1959年1月生，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兼任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特聘教授、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所長、韓國東方詩話學會理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副會長、江蘇省比較文學學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中國詩學和域外漢籍研究。 [1]
2016年10月獲第十屆“卧龍學術獎”。
中文名
張伯偉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959年1月9日
畢業院校
學位/學歷
博士
專業方向
中國詩學和域外漢籍研究
學術代表作
《鍾嶸詩品研究》
職 稱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任職院校
南京大學
個人經歷編輯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士（1982）、文學碩士（1984）、文學博士（1989）。歷任南京大學中文系助教、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外國人研究員（1992），韓國國際交流財團特邀研究員（1997）,日本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客座教授（2000-2001），韓國外國語大學校中文系客座教授（2003-2004）,台灣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2007-2008），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2008?2009），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2011）。
現為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特聘教授、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所長。南京大學高層次學科帶頭人獎勵計劃（特聘教授，2012-2014） 。 [1]
研究方向編輯張伯偉教授目前主要從事中國詩學和域外漢籍研究。 [1]
講授課程編輯本科生課程
中國文學史
古代文學名著導讀
國際漢學
人文科學研究方法
古代文論選讀
研究生課程
中國文化史專題（已講過《漢書藝文志》研究、禪宗語錄研究等）
古代文論專題（已講過鍾嶸《詩品》、禪學與詩學、古代文學批評方法 、詩格研究等）
中國詩學研究
學術成果編輯出版著作
1.《禪與詩學》
本書討論禪與詩學的關係，由理論篇和創作篇構成。理論篇分別為《佛學與晚唐五代詩格》、《禪學與詩話》、《禪學與宋代論詩詩》、《禪宗思維方式與意象批評》；創作篇為《玄言詩與佛教》、《山水詩與佛教》、《宮體詩與佛教》、《寒山詩與禪宗》。全書資料翔實而豐贍，結論新穎而可靠。199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版，1995年台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版。
2.《鍾嶸詩品研究》
全書由考論篇、資料篇和附錄三部分構成。考論篇分八章，即家世與生平、《詩品》總案、思想基礎、理論淵源、批評方法、“興”義發微、詩派略説、歷代《詩品》學；資料篇為《詩品》集評；附錄由四篇相關論文構成。1993年南京大學出版社版，1999年南京大學出版社修訂再版。
3.《全唐五代詩格校考》
本書是對唐五代詩格文獻的全面清理。代前言《詩格論》對詩格文獻的歷史及價值作總體論述；正文從散見於中外典籍中鈎輯出唐五代詩格二十八種，每種下均冠以解題，對該文獻的歷代著錄，時代、作者及真偽，校勘依據等作出考訂及説明；附錄四種，有與詩格性質相近的文獻及《存目考》。1996年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版。
4.《臨濟錄》
該書是對記載禪宗臨濟宗開創者義玄禪師言行的語錄——《臨濟錄》的現代註釋和翻譯。全書由題解、經典釋譯、源流、解説及附錄構成。1997年台灣佛光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5.《中華文化通志·詩詞曲志》
全書由上下兩編構成。上編為詩歌志，從詩字原始觀念的形成、《詩經》和《楚辭》，論述的少數民族詩人和域外漢詩，在最廣泛的範圍中展示了中國詩學在技巧上、題材上、語言上和審美趣味上的變化；下編為詞曲志，全面考察了從詩到詞、從詞到曲的轉折，並且比較了詩詞曲在形式、內容和風格上的異同。最後，綜合詩詞曲中白話因素的不斷增強，指出新詩在整體上取代舊詩的歷史必然。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6.《中國詩學研究》
本書是一部詩學論文集，分四輯，即詩學文獻學、詩歌史、詩論史、域外漢詩學。篇末以《我與中國詩學研究》為代後記。1999年遼瀋出版社版。
7.《程千帆詩論選集》（編）
本書從作者四十年學術論文中選取十五篇，着重於研究方法的示範。編後記中結合所選論文對作者的研究方法分析總結，不僅有繡成的鴛鴦，更有度人的金針。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版。
8.《中國詩學》（主編）
這是國內唯一的詩學研究叢刊，自1991年以來，已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五輯。常設欄目有：詩學文獻學、詩學理論、詩歌史、比較詩學以及有關詩學熱點問題的筆談。
研究課題
1、“九至十八世紀域外中國文學研究之研究”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2、域外漢籍研究系列 初步計劃有《朝鮮時代書目題跋叢刊》、《韓國曆代辭賦彙編》、《日本漢詩文評彙編》等。
3、“域外漢文中國文學研究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2005年）。 [1]
科研項目
《中華大典·文學典·文學理論分典》
國務院批准立項項目，此項目是建國以來最大型的文獻整理工程——《中華大典》的一部分，擬將歷代文學理論以現代科學方式整理編輯，預計字數500萬。
域外漢詩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國家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擬對日本、韓國、越南的歷代詩學文獻作整理和研究。
韓國漢籍中的中國文學評論資料彙編
國家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
域外漢籍研究系列
初步計劃有《韓國曆代辭賦彙編》、《越南漢籍文獻解題》、《中韓關係史料叢刊》。
發表論文
2005年
《二十六種朝鮮時代漢籍書目解題》（下） 載《文獻》2005年第一期
《華西先生説孟子“浩然章”義平議》 載《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一輯 中華書局2005年5月版
《翁方綱致金正喜書釋文並跋》（署名二庵） 同上
《〈文鏡秘府論〉與中日漢詩學》 載《中國詩學》第十輯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9月版
《朝鮮時代目錄學新探》 載《中國學術》第十九、二十合輯 2005年9月版
2006年
《域外漢籍研究答客問》 載《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一期
《域外漢籍研究——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 載《學習與探索》2006年第二期（此文轉載於《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06.4.及人大複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6.9.）
《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 載《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二輯 中華書局2006年5月版
《論唐代的規範詩學》 載《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四期
《佛經科判與初唐文學理論》 載《現代性視野中的文學理論》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版
2007年
《再論騎驢與騎牛——漢文化圈文人觀念比較一例》 載《清華大學學報》2007年第一期
Buddhist kepan and literary theory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Volume 1 Number 1, 2007
《李鈺〈百家詩話抄〉小考》 載《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三輯 中華書局2007年5月版
《漢文學東傳研究法舉例》 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刊》2007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年12月版
2008年
《漢文學史上的1764年》 載《文學遺產》2008年第一期
《論唐代的詩學暢銷書》 載《周勳初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 中華書局2008年4月版
《近年の中國古典文學研究に関する一見解》 載日本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第七十五冊 2008年4月
《廓門貫徹〈注石門文字禪〉譾論》 載《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四輯 中華書局2008年6月版
《抒情詩詮釋的多元性問題——以杜甫〈江村〉的歷代詮釋為例》 載台灣《政大中文學報》第十期 2008年12月
2009年
《中國文學批評的抒情性傳統》 載《文學評論》2009年第一期
《廓門貫徹‘注石門文字禪’淺論》 載《東アジア文化交流と經典詮釋》，関西大學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2009年3月
《陶淵明的文學史地位新論》 載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五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9月版
《中國古典學研究的新材料·新視野·新方法》 載《典範轉移：學科的互動與整合》，台灣中央大學文學院，2009年9月版
《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 載《中國文化》2009年秋季號
《從朝鮮書目看漢籍交流》 載《書籍之路與文化交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2010年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oetry Writing in the Tang Dynasty ，載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Vol.4 No.1,March 2010 (2010年第一期),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Springer
《東亞文化意象的形成與變遷——以文學與繪畫中的騎驢與騎牛為例》 載《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六輯，中華書局，2010年5月版
獲獎情況編輯1986.5.獲南京大學研究生院首屆新星科學獎
1986.7.獲南京大學中文系黃侃青年教師一等獎
1989.9.獲南京大學中文系黃侃青年教師一等獎
1994.7.《鍾嶸詩品研究》獲江蘇省第四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1995.5.獲南京大學青年教師學術研究獎
1995.12.《程千帆詩論選集》獲全國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1996.5.獲南京大學青年教師學術研究獎 [1]
【上书房行走 】走进张伯伟教授的书房
2020-08-24 10:38:25
学者介绍
张伯伟，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曾任日本京都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台湾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浸会大学客座教授。著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东亚汉籍研究论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域外汉籍研究入门》《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等；主编《中国诗学》《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中华大典·文学理论分典》《朝鲜时代书目丛刊》《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日本世说新语注释集成》等。
张伯伟教授的书房名为“百一砚斋”
我的读书生活 | 张伯伟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一时居家成为所有人的生活常态，而要在心理上构筑坚固的防疫工事，最好的材料就是读书。中国古人有日诵《孝经》以驱疫者，朝鲜时代儒者有读《孟子》百遍以抗疫者，日本京都大学所在地“百万遍”，也缘于十四世纪知恩寺第八代住持念佛百万遍以止疫者。这些并不是东亚汉文化圈中独有的现象。古希腊雅典城中也曾多次爆发大小不等的瘟疫，人多逃离，而苏格拉底凭藉其阅读身处城中而不染疫，后来被法国作家蒙田在其《随笔集》中大肆宣扬了一番。东西方传统如此，那么疫情期间，图书馆和书店就是最应有所作为的单位之一。意大利最早开放的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几个有限场所中，书店即占其一。4月15日出版的《台大图书馆馆讯》，也以“阅读，是最坚强的心灵防疫”为主题。所以，当史梅馆长对我说，南大图书馆正在进行“上书房行走——走进南大人书房”的活动，并邀我撰文参与的时候，尽管我既有很多工作在忙，又总以一个都市中的“隐修者”（hermit）自认，还是用允诺来“报答春光无限意”。
从二十岁上大学到现在，我的生活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即读书、教书、写书，在这篇文章中，就专写我的读书生活。如果将二十、四十和六十分别代表读书生活的三个阶段，也就可以用三句诗来形容各阶段的特征。
张伯伟教授著作
一、“补读平生未见书”
定是祖上积德（他们的工作是医生和教师），我顺利通过1977年的高考，并于次年二月从赤脚农民变为穿皮鞋的人，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学校园，过上了“惟与书册为伍”的幸福生活。这里借用了一个王国维的说法，大学时代读到他的自我陈述：“余平生惟与书册为伍，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惟此耳。”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题目的“补读平生未见书”是清人彭玉麟之句，原来表达的是一个饱读诗书之人，即便到了晚年，也还要“趁我馀光秉烛”再读新书。我少小失学，丙午祸起，才是小学一年级下。上学期末的老师评语，无论操行或学业都还是优等，这学期就等而下之了，记得有这么两句：“不认识父亲的反动本质，不能与反动父亲划清界限。”中小学阶段，就是在动乱岁月中度过的，读得最熟的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到现在也还能大段背诵，其运用自如的程度可以达到春秋时人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水平。所以，进入大学要“补读平生未见书”，这些书本该是在进大学前就要读的，是真正的“补读”。
要想“补读”也不容易，因为在“文革”中，要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凡属封（中国传统文化）资（西方文化）修（苏联文化），一律倒入“历史的垃圾箱”（dustbin of history）——这个概念我们原先都以为出自马克思，后来发现是出自一位英国作家、下院议员奥古斯丁·比勒尔（Augustine Birrell）。虽然进了大学，却仍然陷入“书荒”之中。好在过去的“毒草”正被逐渐认定为“重放的鲜花”，每周日新华书店都会限量出售。所以南京街头的周日凌晨，就反覆出现一道抢眼的风景线，上午八点之前的新华书店门口，总是排起一条壮观的购书“人龙”，手上还多拿着自备的英文单词本。这样的队伍中当然少不了我，因为不知道有什么书，轮到自己能买到什么书，所以买书行为就变成无预设、无目的，只要是新印的旧籍，到手便买。那时书价虽便宜，但资金更有限，往往需要节衣缩食以购之。但后来我得到海外亲戚的帮助，可以在香港（后来延伸到台湾）购书，既有古籍的影印和整理本，也有研究著作，就基本解决了我的“书荒”问题。1984年硕士毕业，本打算考复旦大学郭绍虞先生招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生，先去上海拜访王运熙先生了解相关情况，并送了两篇自己的文章（算是一种“行卷”，其中一篇是《锺嵘诗品谢灵运条疏证》）。谈到港台国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王先生拿出纸笔，要我写一些相关研究书目，我就一下子写出近二十本，包括书名、作者和出版社。九十年代初两岸学术交流开始，台湾学者很惊讶于我对他们的研究著作如数家珍，其实就是因为曾经辗转托一位当时台大中文系在读的研究生开列过一份书单（只知道是女性，年龄与我相仿，后来我在台大中文系客座时数番打听未果），将台湾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逐一购读。与我研究专业密切的一套好书，是广文书局从“国立中央图书馆”借出善本书稿影印的《古今诗话续编》，都是较为稀见的稿本、抄本及精校本。比如宋代诗话，就有前辈如郭绍虞、罗根泽等硕学先生未曾知见的明抄本《风月堂诗话》《西清诗话》《北山诗话》等，可补郭绍虞《宋诗话考》之不足。元明时代的诗法类著作，也同样不易寻觅。1994年初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拟考证《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有一重要参考材料《诗家一指》，他在上海遍觅不得，而这套书中的朱绂《名家诗法汇编》正载录《诗家一指》，我听说后就复印寄赠给他。十多年前同门蒋寅与原台湾某大学W先生打笔仗，W先生暗讽蒋寅所述若干清诗话取自其书，似乎有些清诗话在大陆各图书馆未有收藏。蒋寅便正告W先生，这些清诗话是他八十年代在南大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从我的藏书中借阅的，也就是《古今诗话续编》本。
《宋诗话考》
《古今诗话续编》
在网络资源未能发达的时代，去图书馆找书、看书非但不是一件易事，往往还要蒙受精神上的羞辱和管理人员的无端刁难。我之所以发狠购书，其实也是受到了严重刺激。上面提到的《锺嵘诗品谢灵运条疏证》一文，写于1982年7月，那时临近暑假，在某个夏日傍晚，我到学校图书馆查阅刘敬叔《异苑》，管理员以“快下班”为由拒不取书，我说“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他却给了我两句这样的讽刺：“怎么啦？你的书明天就要出版啦？”还是在学校图书馆的遭遇，当时书橱里陈列着一套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但橱门紧锁，我想要翻阅了解，管理员问我“你要看哪一册”，我怎么知道自己要看哪一册，就是想先大致浏览一下，管理员认为我“存心捣乱”，不予启籥。后来我自己得到一套《大藏经》，可随时恣意翻阅，畅快之情，无与伦比。
《异苑》
《大藏经》
事后回想，如果不是图书管理员的蛮横无礼，我也许就不会有这些图书收藏。推而广之，人生中的许多挫折和磨难，有时也真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今日南大图书馆风气大转，古籍部管理人员大多有博士、硕士学位，对读者也是彬彬有礼，若用毛泽东的两句词来形容，正可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书房一景
二、“狂胪文献耗中年”
这个题目取自龚自珍的诗《猛忆》，下句“亦是今生后起缘”，断章取义，用来形容我中年的读书生活。
还是在1979年读大学的时候，在先师程千帆先生的课堂上，听他提及日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对域外汉籍有了最初的印象。1984年底到1985年初，我在香港三个月，买到一册台湾黎明文化公司出版的韩国许世旭的博士论文《韩中诗话渊源考》，第一次知道在朝鲜半岛历史上有那么多用汉文撰写的诗话。1992年7月，我利用暑假去京都大学访学五十天，也参加一项“京都周边汉籍旧钞本调查”工作，并走访了名古屋的蓬左文库、东京的东洋文库、内阁文库、东京大学文学部小仓文库等，第一次亲眼目睹大量的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地的汉籍。1997年5月，应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邀请，我在韩国作三个月的研究，开始大量购置韩国汉籍。其中《韩国文集丛刊》前160巨册，是妻子曹虹赞助购买的（当时她在韩国高丽大学客座）。其间认识了几个来自越南的学者，所以在1998年8月又去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访书。2000年8月到2001年3月，我在京都大学客座。2003年4月到2004年3月，又在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由于这两次客座获得较高的经济待遇，所以倾其所有，在购书上勉强可做到心想事成。每次舶载回国的书籍，几乎可以“吨”计。
《文镜秘府论》
《韩国文集丛刊》
张伯伟教授家书库照片
二十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域外汉籍研究所”，并发愿以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其资料库（这是效仿日本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首任所长柳田圣山教授，那儿的资料库里很多是其个人藏书，最珍贵的是“复印本”）。所以，我购买的书，是以常见书、基本书为主，涵括四部。四十岁前后的生活，很接近于龚定庵、王静庵的两句诗，龚诗即如标题，王诗则为“但解购书那计读”，一时便戏以“二庵”自号。起初，研究所的书百分之百是我的私藏（但公用），其后，渐渐得到学校和院系的支持，我要怀着感激之情提到以下的名字：蒋树声校长在离任前从校长经费中拨出二十万支持研究所，这在南大历史上绝无仅有；张异宾副校长拨款支持《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创刊号的出版；系主任赵宪章教授给了研究所第一间办公室；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给研究所配备了专门的书库；文学院院长丁帆教授及其继任徐兴无教授，更是给予了持久的慷慨无私的资助，使得研究所书库的容量如陶渊明诗所谓“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现在的书库，“私藏”大约仅占百分之三十，其整体规模应可想而知。
域外汉籍研究所
黄季刚先生把学者应读之书分为三类，即根柢书、门径书、资粮书。以汉文化圈中汉字文献的整体来看，根柢书全在中国。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但在读书期间，由于老师的引导和榜样的作用，能不以集部自限，还是阅读了一些四部经典，在根柢上稍有基础。所以从整体上把握汉文化圈，域外汉籍就大多属于我的“资粮书”。读资粮书，就不仅需要有如庄子所谓“适千里者，三月聚粮”的锱铢积累，也需要有如禅家所谓“一口吸尽西江水”的豪迈气魄，重要的是如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元人乔吉有制曲六字诀，即“凤头、猪肚、豹尾”，其含义是“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四十岁以后的读书生活，充分满足了我的“猪肚”渴望。少小失学的遗憾，纵然无法弥补，至此也可一扫而空。
域外汉籍研究所
查找书籍
九十年代的中国，“域外汉籍”还少有人知，在东亚各国，对自身汉籍也不甚重视。我从1992年开始，根据自己的学术敏感，认定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新学问，于是购置文献，建立研究所，创办学术刊物，编纂研究丛书和资料丛书，主持规模不等的研讨会，并且在许多重要杂志上刊登论文，目的除了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进步，也要为后人尽量铺平前进的道路，努力画出必要的航标。读书的成果化作论文和著作，以中文、日文、韩文、英文公之于众。如今，这一领域的意义虽然不能说已得到充分理解，但这些文献的重要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回想当年在行进途中遭遇的种种讥讽、打压，有时不免高傲地悄悄以庄子“之二虫又何知”自我激励，而在探索道上得到的中外友人的种种温暖、鼓舞，必然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如今域外汉籍不仅在东亚，而且在欧美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今年在美国Cambria出版社新出的两本书，是我与两位美国学者共编，即Reconsidering the Sinosphere: Cultural Transmissions and Transformations和Rethinking the Sinosphere: Ideology, Aesthetics and Identity Formation，正代表了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策划 | 程章灿
统筹 | 史梅
执行 | 翟晓娟
编辑 | 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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